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崭新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个全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已经和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价值链、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财富和收入分配体系，重塑每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战略、货币金融和汇率政策、产业发展策略。

  下面我们从经济生态链的角度，继续考察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如何支配和主导全球经济。

  所谓“支配和主导”具有三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对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支配和主导；二是对价格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的支配和主导；三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体系的支配和主导。从经济生态链（对经济生态链的详尽分析，参见下文。）的角度考察，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和资本形态，乃是居于全部产业生态链和产业价值链最高端的经济形态和资本形态。

  对于人类经济体系的第三次突变，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它的特征形态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有发展和演变到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它才彻底成为一个真正全球意义上的经济体系。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全球化性质。商业资本主义正是源自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全球性商业和殖民活动，尤其是美洲白银大发现所刺激的全球性市场和全球货币大循环。产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则开启了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进程（学界公认19世纪下半叶只20世纪初期【1860—1914】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进程，该时期恰逢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巅峰时期），产业资本主义开始构造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产业分工体系，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开始从全球角度来整合和配置资源，跨国公司开始成为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与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融合，形成全球性垄断资本。

  然而，只有人类经济体系演变到金融资本主义，人类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才彻底完成，原因是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全球化最为彻底，笼罩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每一个产业、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角落。人类货币金融体系经过漫长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完全形成，这是人类经济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现象（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人类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是国际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是一个全球性的货币体系。然而，那个时代的国际资金流动非常有限，金融产品创新和交易量还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与20世纪后期以来的金融创新和全球性金融市场完全不可比拟）。

  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对人类经济各个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毫无疑问，唯有从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金融危机爆发和传导的机制，唯有从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各国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结构及其宏观政策含义，唯有从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国际资金流动对各国经济的深刻影响，才能理解汇率动荡的本质，唯有从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角度，才能理解当今世界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外部约束（美联储百年诞辰之际【2013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对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做了一番精彩访谈。谈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以及美国的货币政策时，沃尔克反复强调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去分析和理解，可惜他没有深入阐述），唯有从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国际经济和产业战略，制定恰当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战略。

  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所催生的技术创新、全球性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的崛起提供了基础条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技术、产业和贸易的全球化，并开始迅速支配和主导全球产业分工、贸易、价格、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体系。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崭新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个全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已经和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价值链、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财富和收入分配体系，重塑每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战略、货币金融和汇率政策、产业发展策略。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忽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哪怕是微弱的变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忽视国际资金流动和汇率动荡，各国货币政策皆深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约，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生态体系正在颠覆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维。我们所熟悉的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IS-LM模型、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以至于整个经济学，都是基于以各个国家为主体的封闭经济体系。经济学家的基本思维范式是各个封闭国家之间的贸易、货币和金融平衡（均衡），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宏观模型皆源自这个基本的封闭经济假设。然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彻底改造成为开放经济体系，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封闭起来，只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基本封闭经济假设的所有经济模型皆失去解释能力。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全球或个别国家的通胀或通缩，购买力平价理论无法解释汇率的波动，利率平价理论无法解释各国利率和汇率变动的关系，汇率波动和生产力增速差异亦无法解释各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变动，IS—LM模型无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和指南，风险分散模型无法阐释国际资金的流动方向，边际生产力学说无法解释全球和各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

  最麻烦的是，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始终回避或忽视物理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宇宙自然和生命演化的规律和真理，将人类经济体系与宇宙自然和生命演化过程完全隔绝开来，经济学变成基于抽象人性假设的象牙塔学问，甚至成为一种纯粹的数学游戏。很多时候，当我们试图运用所谓主流经济学来解释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贫富分化、汇率波动、资金流动和其他众多全球性经济现象之时，我们发现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们确实需要全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和突变历史表明，新的自然生态体系突变和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和主导地位（作为最高级智慧生物—灵长类动物—人类的崛起，应该是地球生态体系和生命体系最具革命性的突变。从此之后，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决定性地改变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许多旧的生态系统开始消亡。随着人类不断“侵占”和开拓自身的生存版图，许多动植物被彻底消灭。譬如，根据海恩斯和保罗马丁——引自《无疆界市场》第67页），占据自然生态链的高端（处于生态链或生物链不同环节的生物，吸取或消耗能量的方式与效率非常不同。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始终处于整个生物链的最高端。处于生物链最高端的具体含义是：人类的生存消耗着最大的能源或价值），将持续不断地侵略、毁灭、蚕食和改造旧的生态体系。譬如人类智慧生物崛起之后，逐渐形成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球生态体系和生态链，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人类完全主导了地球生态体系，不断侵略、毁灭、蚕食和改造其他动植物的生态体系和生态链。与此同时，人类生态体系和生态链亦必然深受其他生态体系和生态链的影响和制约。

  同样，新经济生态体系（经济体系是一个非线性、复杂、动态的演化体系，最好的对照就是地球生态体系。研究人类经济体系或地球经济体系之变化，应该采取与研究地球生态体系类似的方法，而不是采取经济学者惯常使用的机械体系方法。）经济学者总希望用几个简单的、静态的方程和方程组来描述整个经济体系，由此得到许多错误的假说和理论）的出现，必然持续取代、改造、侵略、毁灭和蚕食传统的经济生态体系，重塑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价值链和生态链。蒸汽机的发明和煤炭的广泛使用；石油的发现和重化工的兴起；电力的发明和人类生活全方位的电力化；内燃机和汽车的发明；公路网的兴建；电报电话和无线通讯的发明；电脑互联网的崛起和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数字化，皆是新经济生态体系崛起并全面重塑经济生态链和价值链的经典故事。所谓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新经济生态体系崛起，并不断改造、取代、毁灭和蚕食（熊彼特动态经济理论或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创造性毁灭”。熊彼特侧重从产业和产品角度阐释创造性毁灭。本质上，创造性毁灭是经济生态体系的动态改造和替代过程）传统经济生态体系。

  然而，新生态体系的突变和崛起，并不意味着旧的生态体系消失殆尽，旧的生态体系可以继续存在，与新的生态体系共存共生，只是新生态体系将居于整个自然生态体系的支配地位。同样，新的经济生态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的经济形态彻底消失。

  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并没有完全消灭传统的经济形态和市场交换模式，传统经济形态和市场交换模式长期存在，只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主导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商业资本家开始主导各国经济政策；工业资本主义崛起，亦没有消灭商业资本主义，只是工业资本开始主导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工业资本家开始左右和支配国家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工业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然而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家开始成为资源配置、国家经济政策、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的主导者和决定者。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全球金融资本和货币体系开始主导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资源配置和价格体系、收入和财富分配体系、以及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全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融合，形成各个行业的垄断资本，形成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或全球垄断企业，纵横世界。

  本书开篇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对全球资本主义必然兴起的著名预言。某种程度上，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都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只有当资本主义演变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体系。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程度相当有限；产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程度大幅提升。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不仅彻底改变金融资本本身，而且彻底改变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而彻底全球化。

  深入认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内在机制，我们需要深入理解经济生态体系的三个层级结构：产业分工的层级结构；市场功能的层级结构；价格体系的层级结构。不同经济生态体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三个层级结构的构成不同。具体言之，不同经济生态体系之区别，主要看哪个（些）产业居于经济生态链的高端和支配地位；哪个（些）市场居于市场体系的高端和支配地位；哪个（些）价格居于价格体系的高端和支配地位。

  我们首先分析产业分工层级结构或产业价值链层级结构的本质。产业分工体系就是产业价值链结构或价值链体系。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亦是经济体系赖以运转的枢纽，是人类经济生活之本质。价值容易定义却很难度量。理论上，凡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精神物质需求者，皆是价值。如此定义的价值，无法以数值度量。经济学者发明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或GDP度量体系，仅仅能够衡量价值的一小部分，即人类劳动本身所创造的那部分物质财富或价值，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宝贵价值，譬如美轮美奂之自然、潺潺清澈之流水，清晰甜美之空气，等等，皆无法准确量度；自有历史以来，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譬如伟大高深的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世界各大宗教所传承的精神价值、一切文学、音乐、建筑和绘画，等等，没有人能够准确量度其价值。然则，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自然和人文精神价值做最后的基础，人类一天也无法生存下去。现代GDP崇拜症的根本谬误就在于过度重视人类所创造的那点儿物质财富，忽视乃至无意和蓄意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天赋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

  其实，价值链的理念不必局限于物质生产（企业或产业）领域。自然天赋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同样具有价值链。从宏观经济生态体系角度，我们可以将人类一切活动概括为价值的创造、交换、分配、传播和消费（享受）。人类经济生态体系是物质流、能源流、信息流和价值流四者合一的动态体系。所谓价值链，就是经济生态体系中价值流的流动方向，亦即价值创造、交换、分配、传播和消费的方向和结构。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能源的转换、交换和耗散（废弃），经济价值流的方向和结构必然与能源流的方向和结构相一致。因此，任何经济生态体系里，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能源形态、与该能源形态相关的一切技术和资本，必然居于经济生态体系价值链的高端。人类经济从传统经济演化和突变为商业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背后的核心动力源泉则是能源形态及其与之相关的技术、产业和金融之演化和突变。

  任何自然生态体系都具有核心动力源，并依此为中心形成独特的生态链（生物链），人类经济体系亦具有独特的核心动力源，并依此为中心，形成独特的产业分工生态链和价值链。价值链是一个能源转换和交换体系，一个能源耗散体系，一个热力学体系，一个技术体系，一个管理体系，一个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地球生态体系里，处于生物链或生态链最高端的生物或生命形态之生存和发展，对价值链中其他生命形态或生物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样。经济生态体系里，处于产业或企业价值链最高端的产业、企业、资本或个人，就决定了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价格体系、管理模式、财富和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整个经济生态体系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能源和宏观经济生态体系或生态链的演变：从传统经济形态到金融资本主义。能源形态及其相关的技术、资本和产业，自始至终处于整个经济生态体系的最高端。每一次能源形态和能源转换方式的变革，都必然触发整个经济生态链和产业价值链的革命性变革。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西欧商业资本主义崛起的核心原因，正是因为传统能源形态（木材）无法满足人口逐渐增长所带来的巨大需求，迫使人们向外扩张需找新的生存空间。数千年（或许数万年）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或唯一能源就是木材。人口快速增长，木材的生长却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的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人们不得不寻找替代能源。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主要能源。新能源—煤炭—的开采、运输和有效运用，刺激出蒸汽动力和火车的发明，带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正是创造出以煤炭为核心能源的经济生态体系，逐渐取代为以木材为核心能源的传统经济生态体系。时至今日，第一次工业革命近300年之后，以煤炭为核心的能源结构和技术体系，仍然主导着许多国家的经济生态体系，主导着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价值链。任何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首先取决于能源结构的调整。

  煤炭、石油、电力和清洁能源的不断兴起和相互替代，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以及围绕能源革命所不断发明和演化的庞大技术和工程体系，完全重新塑造了整个人类的经济体系，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人类文明。围绕能源和动力系统持续演化出来的庞大技术和工程体系，是历次产业革命的枢纽，亦是刺激和推动全球产业资本主义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技术力量。

  荷兰阿姆斯特丹是西欧商业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中心。16—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不是产业资本中心，而是全球贸易资本中心。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代表性机构（17世纪初期先后创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西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生产创造。它们的收入和利润完全来自基于殖民掠夺的远洋贸易。以煤炭为核心能源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伦敦迅速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欧乃至全球的货币金融中心，产业资本逐渐取代商业或贸易资本，成为伦敦金融市场的主导资本形态。产业资本家逐渐成为货币金融资本或货币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的幕后力量或直接股东。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金融业和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精细，每个行业内部的分工体系日益精细，金融机构快速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日新月异，金融交易手段不断丰富。这些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产品和交易创新，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基础。

  煤炭取代传统能源（木材）拉开了现代工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主义的序幕，精彩纷呈的伟大活剧即将上演。石油的发现和重化工的诞生，电力的发明和人类经济生态体系全面彻底的电气化，才是工业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真正主角。煤炭、石油和电力共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能源基础，重塑了整个经济生态体系的能源流、物质流、信息流和价值流，重塑了所有产业的价值链，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无限的产业前景，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庞大技术体系和工程体系。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现代文明就是石油文明和电力文明（煤炭被大规模转化为电力）。从此之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含义就是电气化和石油化。

  没有电力，人类几乎一切产业和经济活动都将完全停止。汽车无法启动，飞机无法起飞，工厂无法开工，商场、酒店和餐厅无法营业，电梯、空调、暖气、电脑、互联网等等所有一切陷入停顿，连最普通的家庭也无法生活下去。电力对人类文明的改造是如此完全和彻底，以至于没有人会愿意想象一下，假若国家或全球的电力系统全部瘫痪，我们将有怎样的替代生活方式。只有当某些国家或地区出现暂时性和局部性的断电，给那个地区人的生活造成重大乃至灾难性影响之时，我们才会感觉到电力对人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电力重塑了所有产业，创造了无数新产业，它本身自然成为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和命脉产业。电力是许多国家的国有垄断企业，是最具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企业。即使是允许私人资本自由进入电力行业的国家，电价往往都是被高度管制。理由似乎非常充分，电力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最重要的是，电力价格的任何变化，必然影响和传导到经济体系的每个产品和每项服务。没有人怀疑电力行业始终居于整个经济生态体系价值链的最高端。

  20世纪被称为“炭化氢世纪”，人类被称为“炭化氢人”。自从石油被发现以来，没有哪个能源行业曾经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货币和金融，这种改变还将持续下去。1853年人类首次“正式”发现石油。37年之后（1890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资产最大、利润最丰厚、最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洛克菲勒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丹尼尔耶金写道：“洛克菲勒是石油工业独一无二的最重要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美国工业发展史和现代公司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人物”（Daniel Yergin, 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Free Press, 1991, p.35）。洛克菲勒开创的石油工业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和全球的金融行业和货币体系。标准石油公司曾经是纽约三大银行的主要“金主”和客户。“石油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和渗透最广泛的产业，是19世纪最后数十年所兴起的众多伟大产业里最伟大的产业。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跨国公司，到19世纪末，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安全主导了美国石油工业。进入20世纪之后，石油工业迅速扩张，从瞎冲乱撞到处碰运气的野猫式探油者、油嘴滑舌的石油产品推销商、不可一世的企业家、到官僚机构式的巨型石油公司和国有石油企业，无所不包。石油工业是20世纪企业演化历史、公司战略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化身和标志。”

  石油发明迅速催生出许多改变人类经济版图的新型行业，包括铁路、重化工、汽车、飞机和庞大的军事工业，正是这些行业让美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大经济体，让华尔街金融市场成为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市场。纽约取代伦敦的核心原因，就是铁路、重化工、汽车等新兴行业刺激出庞大的资金需求，以摩根为代表的金融家将欧洲资金源源不断引入美国市场，推动纽约迅速取代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美元迅速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没有石油的发明，就不会刺激出对铁路运输的巨大需求，不会刺激出杜邦化学、等一系列巨型重化工企业，不会有庞大的现代汽车业和飞机产业，也就不会有现代国际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这些行业天生就是庞大的规模经济，需要庞大的外部资金支持。现代企业制度和股票制度应运而生。铁路、企业、重化工和钢铁行业诞生之前，纽约股票交易所其实没有“股票”，交易的产品都是政府债券和外汇。

  石油的发明不仅改变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生态体系，而且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生态体系，改变了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产业分工格局。石油公司是最早实现完全彻底跨国经营的企业。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之后所派生的多家石油公司，始终高居世界500强企业的榜首和前列，埃克森石油公司一直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企业。石油定价权和石油美元是美元货币霸权的核心支柱。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石油为主要代表的大宗商品被彻底金融化和美元化。这正是以石油美元为支柱的美元霸权体系演变的必然结果。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与石油有着最重要的关系。美国是最早发现石油和大规模使用石油改造整个经济体系的国家，它很快成为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体，从军事经济到民用经济毫无例外。正是美国对石油的过度依赖，驱使美国政府、石油巨头和金融大亨联合起来，向全世界疯狂扩张以寻找稳定的石油进口来源，从而让美国石油巨头和金融企业成为最具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让美元自然而然成为石油产品的定价和交易货币。正是二战之后美国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和过度浪费（美国曾经长期消耗超过世界1/3的能源和近一半的石油），才导致美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逆差，最终引发美欧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和货币冲突，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而诱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迅猛扩张。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石油巨头长期以极低价格、肆意掠夺发展中穷国的石油资源，才最终导致1970年代的多次石油危机，彻底摧毁了任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希望和努力。正是以摩根财团和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将中东滚滚流出的“石油黄金”转化为“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高息借给发展中国家，导致了1980年代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并大大加深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货币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依赖。正是1982年纽约商品交易所首开石油期货交易，最终将全球石油定价权从生产国或OPEC手中决定性地转移到金融投机家手上。正是因为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权决定性地转移到金融投机家手上，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对各国物价水平、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具有日益举足轻重的影响。石油美元还是美国国债市场和全球债券市场的核心推手，是金融衍生产品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带动全球资本流动的领头羊，是各国汇率动荡的重要驱动力。

  石油完全不仅重塑了全球产业格局，重塑了全球货币金融格局，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且重塑了整个人类文明。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调整、货币金融格局的变迁、地缘政治势力的再划分和再平衡，仍然取决于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和变迁。最近兴起的页岩气革命，方兴未艾的清洁能源，包括分布式发电、生物能源、太阳能、地热能、热核聚变等等，最终必将改变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全球金融货币格局、全球资本主义生态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新能源已经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新战略制高点。

  页岩气革命和新能源崛起，已经开始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开始抵消美国的高劳动成本，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竞争力上升。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影响巨大，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详细评估影响究竟如何。美国决心到2020 年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不再从国外进口一分钱能源，而且还将大量出口能源。如果美国能源自给自足并且大量出口，必然对美国的国际收支产生深远影响，进而深刻改变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美国联邦能源信息署预计，到2019 年，借助页岩油的快速增长，美国石油产量将重新回到1970年的生产水平（1970年美国石油产量每天960万桶，随后一直下降到2008年每天500万桶）。国际能源署更加乐观，认为到2020年，美国将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目前沙特每天石油产量是1160万桶）。事实上到2013年，美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以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计）。2013年，页岩油产业给美国GDP增长贡献到0.3个百分点，到2020年，每年至少贡献0.1—0.2个百分点，总共创造超过170万个新工作岗位（引自The Economist, Febuary.15-21, 2014. pp.33-34）。

  页岩气革命和新能源革命所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版图，影响的不仅仅是就业和GDP增速，而且会深刻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譬如，由于美国页岩油的快速增长，美国原油进出口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7%，而欧洲却增长到GDP的4%。原油进出口赤字曾经是美国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赤字的主要构成部分。假若美国因为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美国自1975年以来禁止出口原油）而出现大规模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顺差，那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革命性变化。

  从宏观经济生态体系价值链到微观产业和企业的价值链：从产业资本主义的企业治理结构到金融资本主义的企业治理结构。

  经济生态体系具有特征性的层级结构价值链或生态链，必然表现为生产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特征性的纵向价值链和横向价值链。现代企业理论曾经深入研究的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就是产业或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整合，是产业内部（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会彻底改变产业的价值链，从而改变企业组织或一般性生产组织的层级结构，改变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的方向，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历史的著名研究（钱德勒《看得见的手》），正是基于技术创新改变企业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价值链。无论是内部价值链还是外部价值链，都必然形成特征性的层级结构，从价值链的最高端一直延伸到价值链的最低端。能源结构对人类经济生态体系或全球经济生态体系的主导，必然衍生或演变为具体产业或企业的价值链或生态链结构。产业链低端的生产者高度依赖产业链高端的发明者和生产者。譬如，自从石油和重化工兴起之后，全球农业逐渐形成对化肥和农药的高度依赖，亦即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变动必然影响化肥和农药的成本与价格，从而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收入；汽车工业和飞机航空业同样高度依赖石油，石油价格的变动不仅深刻影响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设计制造的技术体系，而且深刻改变人们对汽车和民用航空的消费偏好。面向未来，如果新能源的崛起能够改变制造业对石油的依赖，必然重塑整个汽车和航空业。如今，人们已经对新能源汽车充满期待。

  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和企业家拥有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拥有整个产业链各个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权、资源配置权和收入分配权。处于产业链高端的资本则获得超额利润，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劳动者亦享受相对高收入或高工资。价值链高端的企业主导整个产业链的价格结构和分配体系。价值链顶端的企业往往拥有垄断或者至少寡占的特殊地位，顺着价值链越往下走，竞争必然越激烈，价值链的最低端则非常接近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完美竞争”。价值链高端的企业，通过合约分包刺激竞争，能够最大限度压低价值链中低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获取超额利润。

  整体（宏观）经济生态体系的层级价值链或产业链，必然体现、延伸和扩展为企业和产业内部的价值链或产业链，进而扩展为市场的层级结构、价格的层级结构和资本的层级结构。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演化和突变，正是整体经济生态体系的宏观价值链层级结构、产业层级结构、市场层级结构、价格层级结构和资本层级结构的演化和突变。宏观价值链或生态链、产业、市场价格和资本层级结构之演化突变，就是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资源配置体系、价格体系、财富和收入分配体系之演化和突变。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不仅必然改变企业和产业内部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层级结构，而且必然改变整个经济体系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层级结构，从而改变地区和国家的比较优势，创造出崭新的地区、国家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布局。地区、国家和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亦是一个动态演化的生态经济体系，必然有某些地区和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的高端，另一些国家则处于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过去200多年来，凡是开启和领导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则必然居于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的高端，不仅获取高额利润，而且产业价值链的独特优势必然转化为贸易、货币和金融优势。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始终是决定性因素。技术创新必然转化为产业优势、贸易优势、货币和金融优势。

  企业理念和治理结构的革命：从利润最大化到管理者目标最大化再到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值最大化）。

  没有能源革命，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现代资本和金融革命；没有资本和金融革命，就没有现代产业资本主义；没有现代产业资本主义，就没有后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

  以石油和电力为代表的现代能源结构决定了产业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结构。能源革命开启产业和经济生态价值链革命，同时就开启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革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革命包括四个层面：资本市场的金融革命；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职业经理阶层的兴起；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层级化和官僚化。

  现代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正是铁路、石油、钢铁、电力、汽车、飞机、重化工、大型连锁超市、现代食品加工企业兴起之后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新兴产业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垄断或寡占，内部控制越来越集权化、官僚化和层级化，与此同时，股东数量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分散，单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越来越小，单个股东的权力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都不是企业的股东，更不是控股股东。职业经理人日益成为主导现代经济社会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一群人。与家族和业主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这自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职业经理人如何能够确保股东的利益，如何具有动机和动力将企业经营好和管理好，股东、职业经理人、员工和消费者的利益如何协调，遂成为现代经济社会最复杂亦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企业治理结构只是整个经济生态体系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它必然取决于经济生态体系的价值链或产业链结构，正如个别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组织必然取决于自然生态体系的价值链或生态链。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组织是自然生态体系演化的结果，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亦是经济生态体系演变的结果，核心则是能源结构所决定的技术体系和工程体系。

  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或大工业时代的企业治理结构必然是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是一种高度官僚化的层级模式（诺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毕生的研究重心就是企业内部的层级结构。参见威廉姆森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分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则与分散的股票市场完全相反。高度集中控制的内部组织形式与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形成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对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内部决策有着决定性影响。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通过向企业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来发挥影响，政府则要么直接拥有和经营企业，或者成为企业的大股东，或者直接拥有和控制商业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来控制企业。要而言之，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即使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美国和英国，货币金融市场对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内部决策的影响也是间接和有限的。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经常谈论企业融资和企业控制的“银行模式”(bank based model)和“金融市场模式”(market based model)。所谓银行模式，就是商业银行主导企业融资和企业内部决策，方式就是向企业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所谓金融市场模式，就是货币金融市场主导企业融资和内部决策，方式则是分散的投资者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市场的兼并收购等等，迫使企业管理者按照投资者的意愿行事。经济学者通常将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银行主导模式”，或者一般而言被称之为“东亚模式”；将英美或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发展模式称为“市场主导模式”。然而，为什么一些国家会采取“银行主导模式”或“东亚模式”。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市场主导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呢？经济学者的解释包括文化传统、增长战略选择、后发国家追赶策略、产业政策等等。

  事实上，这种分析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深入分析最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美国，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拥有最发达货币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美国，产业资本主义时代里，企业治理或经济组织结构同样是高度集中控制模式或者“银行主导模式”。譬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值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仅摩根财团合伙人就拥有112家美国顶级公司的72个董事席位，涵盖金融、铁路、运输、钢铁和公用企业等几乎所有领域。第一国民银行（花旗银行前身）老板乔治贝克是四十多家美国顶级公司的董事（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p.151—152, Simon & Shuster,1990）。类似情形不胜枚举。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向大企业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几乎是一种惯例和规则，甚至直到1970年代，美国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仍然向大企业派驻董事。

  高度集中的企业管理和控制模式，是大工业时代的必然结果。管理者价值最大化或管理者目标最大化。管理者的目标可能是自身金钱利益、创建和维持公司帝国、员工利益、股东利益、顾客诉求、社区发展、国家战略等等，也可能是上述各种利益的某种组合。

  现代管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事实上，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不仅仅是管理资本主义企业治理结构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本质特征。二者之区别只在于所有者行使最终控制权的方式根本不同。现代管理资本主义企业股东行使最终控制权的方式是“用脚投票”，即通过资本市场买卖股票、兼并收购等方式来制约管理者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股东理论上则只能通过全民的代表（国会、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府）来监督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管理者主导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企业治理模式。经过复杂和漫长的演变，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市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