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012年-2013年是“史上最难找工”的时期。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699万，比2012年多19万，创历史新高。2013年的毕业季被认为是史上就业最难毕业季。

  实际上，早在美资、日资企业因为内地竞争优势丧失开始回流的时候，早在凡客等内地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外迁的时候，早在江浙民营中小型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接连倒闭的时候，早在富士康因身陷“血汗工厂”质疑被迫采取机器人代工计划的时候，早在大量加工企业因为暴利诱惑转投房地产的时候，史上最难毕业季的阴影就已经若隐若现了。就业难实质上是企业生存困境的“延时反应”，是社会未能善待民营中小企业的“后遗症”。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最基础的就业吸纳器和稳定器。可以说，中小企业发展得好，就业形势就会好；中小企业发展出现困境，就业就会成为难题。事实上，订单减少、成本增加只是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制度、政策、舆论环境等基础性生态不断恶化，才是导致中小企业群体性遭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税负过重现象覆盖几乎所有中小型企业。2011年，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一倍多；2012年，因为企业整体性经营困难，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收“过头税”、“翻老账”等方式保税收增长，最终税收增长率依然远高于GDP增长率。数据显示，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平均纳税要占到收入的30%左右。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之后，一些中小企业的纳税额不降反升，变成了事实上的“结构性加税”。中央党校的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如果不采取偷漏税行为，中国超过90%的中小企业都活不下去。

  法律法规片面强调员工利益，破坏企业内部“生态平衡”。把员工视为弱势群体强调保障员工利益，是新劳动合同法修订时的立法原则。例如，在合同期内，企业解聘员工会被视为违规；而员工主动与企业解约则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甚至连原有的违约金赔偿也被取消。从表面来看这是维护劳动者利益，但实际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企业不愿再承担起培养新人的义务，以致出现了要求新毕业大学生“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冷笑话”。企业和员工是一对共生体，如果法律规定的义务超出企业所能负担的极限，则必然也会波及到员工的利益。

  金融盘剥导致中小企业在“刀尖上舔血”。由于资本市场创新和活力不足，企业融资渠道过窄，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可谓是“难于上青天”。2000家上市公司利润抵不过16家银行的现实，以及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只能靠借“高利贷”饮鸩止渴现象，已经说明旧有融资体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仅2011年1—9月，浙江省就有2.5万家因资金短缺中小企业倒闭注销，超过200个中小企业主“跑路”逃债。

  非典型企业的超高福利抬升社会劳动就业期望值。大型垄断企业虽然数量极少，但影响极大。其远超市场水平的工资和福利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剥削”员工的假相。导致一些年轻人宁愿在家“啃老”，也非大型国企业不去的问题，让中小企业陷入招不到人的困境。

  全社会对企业的“完美化”要求让企业左右两难。典型的案例是，由于节假日许多快递不能及时送达，社会舆论一面倒地责怪快递企业；但如果快递企业强制不给工人放假，那么则会被加上“不人性化”的罪名。节假日加班付给员工3倍工资是法律规定，但曾经有一个企业在春节前赶订单时，遭遇大量员工要求提前请假回家过年，情急之下企业出台了春节前请假扣3倍工资的文件，结果遭遇媒体炮轰、政府调查，只好收回成命。

  房地产“虚火”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中大量外流。“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老婆炒套房”这个带有悲情色彩的段子，真实地反映出实体经济的困境。仅从上市公司看，非房产企业涉足房产经济现象就十分普遍，导致实体大量“失血”。与此同时，房价不断上涨的连锁反应就是租金上涨，然后又通过生产、物流、仓储、销售、服务、员工房租等多个路径推高企业经营成本。

  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基础性力量，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不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造成的，而是多种力量和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社会共识，形成多层次的活跃的资本市场，避免国有资本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房地产业从实体经济“抽血”，让中小企业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中小企业才有可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最难毕业季才会不再成为困扰全社会的问题。

  就业难的本质是企业生存困难，而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必然结果。因此，各方面都把心力花在提升企业活力上，千万不能错吃刺激经济的猛药。一味靠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只会将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治疗慢性病，耐心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