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与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新供给二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于2015年7月4日在北京举行。现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以及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院长作的主旨演讲发出，以飨广大读者。

  ■ 经济学家周报

  ■魏加宁：大家上午好，感谢新供给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首先声明，以下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不代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意见。第二点，本人只是一个学者，完全是从学术角度来进行探讨。

  第 一方面，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解读当前经济走势的时候，大多数人经常用的是一个“新常态”来解读，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如何看待这种经济下行，我个人认 为仅仅用一个“新常态”是无法解释或者至少不能全部解释。为什么2007年还是百分之十几，今天到了7%，甚至不到，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 个方面的因素或者从三个角度我们要进行观察。第一个角度从长期，再一个是从中期，再一个是从短期。

  从长期来看，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理 由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这是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大家可以观察我们把有关潜在增长率的一些测算汇总以后，可以看到平均数字，潜在增长率不断地在下 降，现在看到的“十二五”下降到了8.05，“十三五”最高的估计是8.50，最低的估计是6.08，平均值是在7.19。进一步的，如果再往前走十四五 有可能下降到6.35，“十五五”将会下降到5.45。确实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来是在下降。

  下降的原因，包括人口结构问题，技术创新的 问题，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等等，确实有客观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年，也就是十八大之前的十年，上届政府时期改革 放缓，甚至停滞，甚至在有些领域还出现倒退。包括比如说人口，人口红利将要消失，刘易斯拐点问题人口学家早就提出来，提出来以后非但没得到政府的认可，反 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批判。耽误了很多年，大家想一想，即使现在出生的孩子，要想成为劳动力至少也是16年以后的事儿了，如果继续拖延，就会更影响发展。如果 我们早一点改革，早一点把计生委改了就不会出现这些事情。包括创新不足，为什么创新不足？大学行政化严重。这种行政化的体制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值 得怀疑。另外产出比例上升，投资效率下降，和国进民退有很大关系，资源大量的配置到国有企业，效率一定是下降的。所以，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长期来 看也并不是宿命论，通过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

  第二个方面，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条件下分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值得注意的 有一个创新周期，创新周期和景气周期往往存在一种逆相位的关系，就是此消彼长。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家都在忙什么？都在忙着生产、制造、销售，赶紧把 产品卖出去，这个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你去搞重组，成本会很高。反过来经济形势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大家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研发、创新，搞兼并重组的成本 也比较低。所以，从创新重组的角度看，形势不好的时候恰恰是兼并重组的好时候，这是关于创新周期我特别想说的。

  再有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以 观察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中国存在一个改革周期，这个改革周期就是每当我们经济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内外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是 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一轮高潮，改革开放进入一个高潮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过去36年非常明显的波动，第一个周期是80年代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一场大讨论，通过这场讨论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以后吸引外资，联产承包，经济特区，中国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80年代两次过热。

  第 二个周期是“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跌到了3%、4%，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盘根错节，经济一片萧条，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一场大讨论，通过 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形成一个新的局面，形成大好的局面，投资者投资欲望就上来了，改革开放一系列措施一出来，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 到1993年需要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把过热压下去。

  第三个周期。90年代末国际上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当时提出保8的口号，甚至 出现了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又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我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下，政 府抓住机遇，中国加入世贸，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做了一系列事情。所以，过去金融危机前十年高速增长，靠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改革的 红利是朱镕基那届政府改革的红利。如果我们不加入出口可能不会有那么快增长的增长。如果当时那届政府不搞住房制度改革，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房地产业的快速发 展，以及房地产业带来的相关的钢铁、水泥所谓重化工的快速发展。不搞国企改革可能不会有后来所谓的国进民退吗？当时的国企什么状况？企业到处是下岗职工， 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设立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中心，这些中心都是只进不出。当时的金融改革，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在政府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下，改革红利显现有 一个滞后期，到了胡温这届政府红利显现出来。所以，根据这个基本训练就是，要想走出危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思想解放。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之所以中国 经济还是在往下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解放没有到位，包括各种互联网的应用上遇到的，各地政府阻力还有很大。

  在短期看，谈几个主要 的观点：一个对外。外部进出口主要是外部的实体经济前景不佳，大家可以看到国际组织最近纷纷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联合国从3.1下调到 2.8，OECD从4.0下调到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3.8下调到3.5，世界银行从3.4下调到3.0，国际组织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整乐 观，世界经济前景不好，出口肯定是往下走。

  第三方面，看消费。我们首先看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八项规定，反腐败等一系列措施，政府的消费 明显在下降，政府消费在全社会消费里比重占到30%左右，政府消费下来一些高档的饭店开始关门了，要么转型了。统计局做的统计，各级政府官员饭局的频率和 时长都大大地缩短了，饭局频率在减少，时间也在缩短。政府的消费在20%—30%之间，政府消费在萎缩，整个社会的消费，其中还有乘数效应，整个消费是在 往下走的。

  再看投资，投资也是先看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审计地方债——前年审计署刚审完，去年财政部又在查，这就使政府官员没有这个积极 性。这种情况下投资肯定是往下走，固定资产投资往下走，三驾马车总的来讲都是这么一个趋势。这里面必须做一个强烈的声明，大家别误解好像我不赞成八项规 定，好像我不赞成反腐败，好像我不赞成审计地方债似的？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三项措施都非常正确。八项规定带来非常好的官场风气，反腐败减少了很多交易 的成本，有很多专家也有测算。再有审计地方债：2003年主张让地方政府发债，发债之前把地方政府现在具体债务查清楚，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现在审计 地方债非常正确，不仅要审，而且要制度化，每次换届都应该这么去做。不能因为这些举措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定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它对经济增长确实是有 负面影响，这要实事求是。但是反过来讲，也不能因为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就否认这些举措政治上的正确性，该做还得做，反腐败、八项规定都应该继续执行， 审计地方债还应该制度化。但是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怎么办？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来把民间消费搞上去，让民间消费替 代政府消费；通过改革把民间投资搞上来，让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唯一出路，也是未来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大家都很 关注换挡，换档就是从政府投资的档换到民间投资的档，这是换档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政府消费换到民间消费，这是换档的一个真正的含义，还不完全是一个快慢 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档。很令人担心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往下走，民间的增长速度也是往下走的，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速度还要快。去 年这个时候，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全社会的投资增长速度还高三个百分点，到了今年1—4月份是0.1个百分点，这才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民间投资的增 长速度下降得更快。现在炒得很热的创业、创客，都是没钱的人在创业，有钱人在做移民，资本外流很快。根据报纸上报道的，（由于）资本外流，一季度国际收支 逆差800亿，（创）历史新高；贸易项下值是顺差，资本账户就更高了——大量的资金外流，现在都到国外上各种课程，去世界各国的名校游学。这样一些情况是 令人担忧的，因为现在的不确定性太强，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反腐败，还有改革方面等，方方面面很多不确定性。

  再有统计因素。统计数 字水分确实年年有，但是不同的阶段方向是相反的。当经济过热的时候，这个数字是要低报，明明有15、16的增长速度就报11、12；当经济增长速度低的时 候，就会高报，明明只有3、4，它要报5、6、7、8——大家到地方调研就知道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

  这样一些问题我非常担心。有研究经济周期的专家说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收敛的，后来我说不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收敛了，是被统计数字收敛了，背后的波动可能比看到的数字要大得多。

  这 里面讲一个故事。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住院期间，受到领导人接见时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这么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最后一次见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最基础性的事情。仔细思考，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大跃 进粮食数字造假。孙冶方先生曾经当过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他很清楚统计制度的毛病，不是人为，是制度的问题。孙冶方先生在改革初期就提出这样的理论，基础 性的改革我们到现在都做不了，大家怎么对改革抱有信心？

  如何看待未来的经济走势，还是三种情景：第一种，如果改革形势大好，刚才讲的像 1992年那样，中国经济仍然会出现一个增长速度反弹，虽然不会像过去出现超高速增长，但是中高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宏观调控主要是防止通 胀。第二种，改革如果步履维艰就有可能出现滞胀。厉以宁先生提出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6%以下，通货膨胀在4%以上。第三种情景如果改革预期崩溃，就会出 现房地产泡沫破裂，资本大量外逃，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出现通货紧缩，高速增长下掩盖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都会暴露出来。很有意思的现 象，IMF去年对中国经济也有一个分析报告，也用了三种情景假设，也是和改革挂钩，包括迅速改革、中间情景和不改革。它的结论和我最后结论是一样的，如果 不改革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增长急剧下滑。关于如何看待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我同意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对的，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并不会像 我们有些人期待的平安无事，很可能许多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可以看到，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里来自于银行贷款的增长 速度居然是负增长，也就是说银行把钱贷出去，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没见到钱，而且是负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值得关注的。

  在当前这种 经济下行的形势下，我们的正确对策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观点，一种主张输血，打激素，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形象，也就是货币、信贷、财政资金继续增加投放。还 有一种观点是新常态被一些人理解为不用着急，适应一下就好，有点像打麻药，打止痛针。第三种主张就是赶紧动手术，止血。

  如何看待这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必要的输血，打点儿麻药，打点儿止痛针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我们光输血，光打麻药，光打止疼针不去动手术的话中国经济就可能出大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做手术。

  第 二点我想说的是从宏观上我们要解放思想，微观上要加快创新重组。刚才我讲了周期的道理。从宏观上来讲我们每次低谷的时候都是通过思想解放来推动改革开放， 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的规律，规律不去遵守就没办法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加快解放思想，改革就没办法推进；改革没办法推进经济肯定起不 来，或者短期的靠打激素很快就会掉，现在中国刺激经济的力度是递减的——刺激过后会很快掉下来，会越来越往下——这么一种递减的趋势。

  微 观上。在创新周期，现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应该加快创新，加快重组，加快研发，包括互联网+都需要思想解放。一定要制定一个清单——民营企业负面清单，国有企 业正面清单，而且动态调整；国有企业能干的工作要有规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定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民营企业能做的事情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只有民营企业 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由国有企业做。然后动态调整，只要这个领域民营企业能做就让给民营企业做，国有企业做那些民营企业做不了的事情。这个领域我们有很 多可以改的空间，包括PPP。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边竞争性领域大量的国有企业挣大钱，民间资本进到这些准公共领域不盈利或者薄利、微利，甚至无利可图 的领域，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想让民营企业进到PPP，首先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领域。PPP很大的问题，“假民营、真国企”这都是需要改的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化解，我是主张使用中国版的QE，但是要把好三道关，财政部给额度的时候应该鼓励地方改革搞得好、企业重组包括国有资产出售做得好的地方，应该优先给 （它们）额度，要鼓励地方改革；金融机构买的时候也应该先买一些财务透明、改革做得好的地方债券，央行在后面应该实行一个中国版QE。

  在 金融改革方面。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来办民营银行。还要加快国有银行的去国有 化，这个事情必须走。最大的关联交易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控制着各级商业银行，然后控制着它们的高管，然后把资金贷给政府项目；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效益就 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必须打破的链条就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

  另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决策的规范性问题及透明度的问题要引起 重视。当我们准备加入SDR、发展亚投行等做法，对国际是一种正的外溢效应的时候，大家皆大欢喜；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对外部世界是一个负的外溢效应的时 候，将来我们就会面临全世界的指责。如果一个政策不能问责的话，就可能无法保证其科学性。今天这个时候，当前这个经济形势最重要的是加快改革，只有加快改 革才能真正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和消费者的信心。

  ■贾康：下半场安排四位发言人，现在欢迎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院长发言。

  ■黄剑辉：大家好！刚才魏加宁副部长（编者注：魏加宁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前副部长，现为巡视员、研究员）作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报告，他反复提到两句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也是对未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改革方面改革的一个新的思索，标题是《加快试点股田制，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基 于几点考虑，一个是，习总书记讲过，如果没有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中国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方面也 是社会进步趋势的必然要求。农耕文明的时候，曾经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追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提出耕者有其田；迈向工业文明知识经济的时候，应 该走向劳者有其股，劳动者都有他的股份，转向这么一个新的追求。第三，去年在开莫干山中青年论坛30周年会议的前期和会议期间，国内不少学术界泰斗级的人 物，还有中青年学者都对土地制度改革做了很多的讨论，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但是观点一直不一。第四个背景考虑大概是一个月前，我联系的几个北京的智库，他 们曾经商议在最近搞一次专门研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讨会，我个人也有这个情怀，但是那个会议推迟了。我把我的研究成果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五方面，近日 跟贾康院长还有魏加宁副部长我们一起参加了“新巴山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郑新立主任反复强调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和三农的发展对中国的重大意义。

  我 发言的主要内容：第一，从四个方面分析一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什么瓶颈。第二，从两个维度、从中国三四千年来土地制度变革演变的历程——有本书叫《土地制度 改革五千年》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脉络。第三，从国外主要国家——世界主要的国家有哪些农业发展的模式可以借鉴。以此为基础，经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的分 析，对中国未来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出一些建议。从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首先我们从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农业科技的贡献率，还有农业生 产能力、产业化的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指标把国内的水平与国外水平进行对比，可以看基本的结论就是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高；从产值和单位面积的产出方 面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刚才是谈农业，再看三农问题的“农村”。我们国家农村总体上表现为缺乏总体的规划，城市规划固然不是很理想，但 是还是有规划的。我们国家的乡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规划的。也有人用两句话来形容我们当代的中国，就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一种很尖锐的批 评。所以，基础设施方面也很滞后，尤其是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很紧缺，条件非常差。我在几年前访问了赞比亚以后，给大家分享心得的时候就提到，赞比亚人 均GDP只有300多美元，但是它的校舍相对于政府大楼和居民的房子是最好的，而且是国家统一配发的校服。但我国的教育现状是，很多中小学的校舍还很破 旧，说不过去的。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的设施还很不足。

  另外一方面，从现在有关的土地制度方面安排也是比较扭曲的。第一，家庭联产承 包制1978年推出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相对人民公社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已经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第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也面临平等与 效益之间的复杂的两难问题。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也使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土地供应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很多的矛盾。第三，农业的兼业化、副业化、老年化 的趋势突出，因为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向城市流动，在农村从事实体农业的人口呈现老龄化的一个趋势，也不是很专业化。农产品竞争力不断的减弱，危及了产业 安全。

  在新的瓶颈下如何应对，有四点思考：第一，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推进的大环境的情况下，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善农村 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的增收？第二，如何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第三，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 下，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质量安全，提升农业科持续发展能力？农业是我们每天衣食住行，食品是首要的问题。第四，如何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配套的 改革建立相应的新的体制机制，实现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命题。

  首先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改 革的演变。首先，在商鞅变法之前，中国实行井田制，古代的一种国有制，这种国有制是奴隶社会条件下的国有制——土地是周天子的，天子拥有全国的土地，用相 当于承包经营的方式分给奴隶主，奴隶主再去找百姓去雇工。为什么叫井田？两层含义，一个是田地是由道路和水渠分开的，成为一个井字。第二层含义，它是把土 地，如果按900亩来分的话，因为井字就是9，中间那一块，每一块是100亩。那800亩是分给8个奴隶主来找雇工耕作，井字中间的100亩由8个奴隶主 雇的人来种，种完以后收获全部归天子。到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道路，实行规模化，可以转让，无论是奴隶主也好，平民也好，去开荒开出的地可 以为自己所拥有。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的规模化。

  随后的几千年土地制度不断的演变，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提出 要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后来国共两党都是围绕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国民党没有很好的推进，只是退到台湾以后才搞土改。我党在1946年以后，一直到1956年 贯彻了耕者有其田，搞了合作社，还是那段时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是1958年搞出来的，把农民的土地变相剥夺了 ——公有制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变相剥夺了，一直到1978年安徽小岗村推动上一轮改革才恢复了一些以承包权的名义。魏副部长说国有银行去国有化的进程，土 地其实也是一个去集体化的进程，让农民拥有了更多的承包经营权。

  回顾历程，找到不少的启示。近几年来中国各地也推进了一些模式的土地的改革，包括天津的宅基地换房，重庆的地票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好像或没有像1978年小岗村废除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制对整个农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革命性的作用。

  整 个历程的启示有这么几点。第一，土地制度需要因时而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而且不应该全部一刀切，因为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第二，要让农民对土 地拥有相对完整的产权，加快推进土地的灵活流转，减少行政干预。第三，土地政策的设计要经过深入的实际研究才能推进。第四，农业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 境，降低税负等等方面，保护农民的权益。第五，因为如果要搞农业的现代化，没有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三五亩地搞现代化。所以，怎么实 现规模效应，集约化耕作，商品化生产，五企业化经营、金融全方位支撑是改变小农经济的必然方向。

  看一下国外几种模式。从全球来看，决定 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工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由这三个方面还有土地规模的大小，这样就形成了大概以下七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即美国模 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以色列模式、荷兰模式、台湾（地区）模式、德国模式等。

  这些不同的模式反映了不同的机械化的技术发达程度和牢 记密集的程度，机械化越发达，劳动密度越低，对单位面积的产出越高，对土地的依赖就会越低。如何提高单产的问题，从美国来看，它是搞的规模化的农场经营， 大农业的模式和靠机械化。靠机械化支撑，以机械化、规模化为特征，还有加上相应的政府保护。所以，大家去美国访问可以看到农业的方式，高度的机械化和化学 化。另外，体现为专业化和清晰的分工，整个美国棉花带灌溉农业区、玉米带，那些地方适合种小麦，那些地方适合畜牧业，有很清晰的分工。

  整 个农业的生产也是高度的市场化的一种机制。农业社会的服务也形成了很严密的网络，高度重视科技和政府规范，因为2004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曾经参观过一个 农场，那个农场主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那块地上就说明，现在那个时点——因为它跟卫星直接连着，那块地土地的成分马上显示出来。科技化程度很高。优势就是劳动 生产率很高，产量也很大。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降低成本，发挥地区的优势；很健全的市场化机制也为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弊端主要是耗费了资源，能源利用 率比较低，财政负担也很大，要相当（多）的补贴。另外，美国比较化学化的农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这一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学了不少，对江河的水污染 特别严重，单一作物的种植减少了遗传的多样性，分区的。芝加哥南边的大学，那片都是玉米，整个州都是种玉米的，比较单一。

  日本的模式 （以）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为特点，小农经济+农协+科技教育+农业+政府保护，现在美国跟日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农业方面有点儿谈不拢。农业科技推广也 常态化效应化，政府的保护与扶持力度非常大——在这个领域美国和日本TPP谈不拢；日本农户兼业问题也很突出，很多农民也外出打工，但是土地是保留的，这 点跟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有点儿像。这种农协组织很强大，提高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资源利用率相对比较高，但是农田的垄断也降低了产业的竞争力。农户的兼 业，经常出去打工不利于规模化，专业化效率的提升。

  从韩国来说，工业化立国，来反哺农业现代化，采取新村运动+农协组织+科技教育+政 府保护的模式及也构建了完整有效的社会化体系，同时韩国支持绿色革命，重视农业的科技和教育，在农业方面也有一定的保护，但是还是出口导向型的。优势方面 建立了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产业均衡发展的模式，社会比较稳定。劣势是韩国采取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也带来了财政赤字比较大。自上而下的新村运动对地方的自 主权也有一定的下降。出口第一主义降低了农产品的自给率。

  荷兰的模式高附加值的作物+集约化+专业化+政府引导。

  以 色列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发挥科技的作用，在很恶劣的环境下来发展农业，包括滴灌技术，克服缺水的状况。另外，构建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支持，发挥比较优 势，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色列的模式比较注重可持续发展，生产高度的集约化。所以，它的几点优势还是很值得中国借鉴——节约的理念促进科技创新，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产学研高度的结合，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台湾（地区）模式可以概述为静止休闲农业+科技+市场+以工促农三产结合这样一种模式。

  德国模式就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中小农场+机械化+产业多元+集约经营+生态农业，德国模式对我们国家也有相当的借鉴。

  从中国的纵向分析了土地制度的演变，对国外的多种模式进行了对比，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农业现代化提出若干的政策建议。

  基 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觉得中国应该选择符合国情和区情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比较大，三十多个省，其实地理条件、农耕条件都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的模 式。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其实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注重发挥地方的特点。比如在东北山东一些平原较多的地区可以借鉴美国和德国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环 渤海地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产业融合的模式；在西北干旱的地区可以借鉴以色列节水高科技的模式；在经济发展很落后、地形比较复杂的云贵等欠发达地区可 以考虑借鉴日本、韩国、荷兰的模式，采取集约和特色化的经营。所以，整个不同的条件应该用不同的模式，而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思维来推进。走出一条在互联网时 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融智+融资+融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前面谈到井田制，我提出一个“股田制”，把农民的承包全入股，以村镇为单 位组建一个农业发展股份公司，这样可以把城市的工商资本直接引入进来，而不是由城市工商资本直接买地。造成农民失地会有很大的问题，以农民承包权入股为基 础，村镇为单位，再引入城市的工商资本，把各种生产力的要素，土地、劳动力，还有城市的资本整合起来，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公司化、规模化、专业化、现 代化。我个人也找一些人探讨了一下，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因为中央早就提过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跟私有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也保持 了农民的承包权几十年不变；在这种制度基础上，以股份制，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股份制来实现规模化、工业化。公司成立以后，把城市的工商资本引入进来，以 入股的方式，这样城乡各种生产力的要素都进行了组合，然后把科技再引入，把互联网再引入，就会呈现为一个全新的面貌。三农问题的破解，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 化，农村、农民自身自然就现代化了，因为他的生产方式变了，生活方式、理念、教育肯定就变了。所以，三农问题破解关键在于农业的现代化，而不是搞新村建设 建一点房子，这是不足之处。

  前面提到乡村没有规划，我们很奇怪，我们国家（截至）目前，据我不全面的了解，没有专门搞乡村规划的设计 院，（但）有城市规划的设计院，没有一个机构对乡村进行规划。我们走到美国、欧洲看人家的乡村，都是非常漂亮的乡村，而且美国我呆了一段时间，它的房子图 纸就二十多个，走到各地都是很美丽的乡村。所以，美丽乡村必须要有总体的布局规划，包括道路、供水这些东西，而不是靠一家一户多贴几个瓷砖多建一个什么东 西——还是很乱的一个局面。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中国50年以后、100年以后还是一个很混乱的乡村。所以，需要有规划。

  另外，农业的 教育体系需要做大的改革，需要全方位培养农业的后备人才，包括从学前教育、中等的职业教育。很多农村的中学根本就没有必要上那种普遍的高校，应该发展农村 的职业学校，把养牛、养猪、养鱼做好，空气（自然）也很好（了）；如果互联网也能引入，生活在乡村也相当不错。高等教育还有科研机构都应该建立一个多层次 的直接服务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农村农业教育体系。此外，农业发展应该也积极地拥抱互联网+，搞好农村的电子商务，使整个农业发展也能够由现在还是小农经济， 小作坊式的（经济），直接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农业——其实不是不可以想象的，（而是）我们怎么去做的问题。

  所以，整个过程中怎样发 挥好政府、金融机构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都是大有可为的。将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也要引入到农业当中去，在探索“股田制”的同时，继续 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作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一定会使我们国家新一轮改革、新一轮发展——可以从农村改革入手，来带动整个改革发展；我们国家的明天，除 了浦东，还有北京金融街这样漂亮的地方，也会有比较美丽的乡村。让我们留得住乡愁，拥有美丽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