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是雷曼兄弟的破产。雷曼兄弟倒闭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反映了美国金融业经营模式、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缺陷。在雷曼兄弟倒闭五周年之际，从危机事件的成因出发，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再观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现状，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金融组织体系不断演变。具体表现为表外业务快速增长，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倾向日益显著，互联网金融发展提速。面对这些变化，金融企业和监管者需要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的界限。二是金融市场体系亟待完善。下一步应明确货币市场规则，推动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持续规范健康发展；加快统一的债券市场建设，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筹资、定价和避险作用；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法律、评级体系和会计标准等。三是金融风险复杂程度和关联性不断上升。如果说十年前的金融风险更多地以点的形式孤立散布，目前的金融风险则更像是一张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四是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今后要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预警，以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为抓手，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监管。

  根据信用与GDP比缺口指标显示，我国的金融业已经进入高风险区。基于广义的信贷概念，所谓社会融资总量(数量)占GDP的比例在2007年底至2013年二季度期间从126%跃升至198.5%。2009年二季度信贷与GDP比缺口指标值高于10%(13.1%)，并在2010年二季度达到20%的空前水平。2011年缺口指标下降，但2012年再次反弹，2013年二季度攀升至20.1%的新高。

  首先是企业负债，在过去几年上升非常快，而且目前来看企业的负债水平也非常高。从2008年到2012年大概上升了30%多，目前占GDP125%左右。一是增速非常快，二是从目前的绝对值占GDP125%的指标来看，如果做一个国际比较的话，这个是远远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比很多发达国家企业负债率水平还要高。

  在上一轮银行危机里，贸易部门跟制造业部门不良率相比之下是最高的。从目前经济形势来看，我们还是很担心这两个部门，一个是制造业部门，一个是贸易部门，因为这也是目前经济面临的两大难点。如果未来几年经济没有明显好转的话，制造业贷款和贸易贷款很可能会出现不良率明显上升。

  第二个信用性风险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地方政府财政软约束的问题，从中长期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财政改革方面，怎么建立对地方政府尤其是财政支出方面的考核和监督机制，怎么样达成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硬约束，这是中长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第三个系统性风险会来自影子银行，就是非银行融资。钱荒的现象中影子银行也比较明显，但是它主要还是流动性配置的问题，主要是借短放长、期限错配的风险，但是影子银行里风险不仅仅是流动性风险，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违约风险，信贷资产质量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一点从目前来看还没有爆发出来，但是相对来说跟银行贷款质量相比，影子银行，尤其跟贷款相关的它的资产质量问题会更严重。

  影子银行如果出问题的话，银行很难独善其身。有一部分影子银行业务直接同银行相关，比如理财产品很多由银行发的，理财产品如果违约的话，银行很有可能不得不提供一些担保，或者给投资者提供一些补偿。但是另外如果看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话，中国的银行跟国外的银行有很大的不同，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非常低，大概是50%多一点。另外有两项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一个是14%左右的储备资产，这个跟非常高的存款准备金这个制度有关系。还有22%是银行间的同业资产，很多是跟影子银行业务相关，很大程度是最近几年信贷资产从表内转到表外，从银行的贷款转到同业资产转移的过程。

  虽然过去几年中国金融行业风险呈现上升，但银行偿付能力尚不足以构成近忧。由于国内储蓄率较高，政府资产规模庞大，央行手中握有充裕的缓冲资金，尚可以推迟或避免又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

  而经济改革和金融稳定在某些时候会彼此冲突。资本项目开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仍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据中国人民银行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出的40 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标准中，中国“不可兑换”的项目有4项，“部分可兑换”的项目有22个。虽然有证据表明近年来资本项目管制效率可能有所降低，但总体而言，在保护国内金融行业免受国际资本流动直接冲击方面，资本项目管制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国在其国内金融业较为脆弱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该国爆发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前，应当首先加速国内金融改革（如利率自由化），解决金融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