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城镇化时间表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三个“1亿”目标。
所谓三个“1亿”,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多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三个“1亿”的提出突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而将城镇化的阶段性目标作量化处理也有利于工作推进和社会监督。
协调推进城镇化
对于为何将目标定在“1亿”,一名体制内学者对记者称,这是基于现阶段社会发展和改革速度测算出来的目标值。
有研究者估算,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常住城镇的新增规模每年在1400万左右。此前,中央也曾提出在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规模约为1400万的目标。这两组数据7年的叠加值接近一亿,符合实际发展情况。
对于这一目标,大部分专家表示实现难度不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城镇化还处在快速增长过程中,至少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但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率太低,目前只有35%左右。他提出,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不能少于50%。由此可见,要保持每年1%以上的人口城镇化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的“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与不久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未来无论是棚户区改造还是城市人口落户,中西部的城市群都将成为主要阵地。
棚户区改造进程加快
在三个“1亿”的目标中,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改造推进速度最快。根据公开信息,棚户区改造不仅圆满完成2013年目标,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对2014年的工作提出了初步规划。
根据中国政府网消息,2013年,全国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304万户,截至11月底,已开工323万户,占目标任务的106.2%,2013年全国棚户区改造任务全面完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基本建成480万套以上,新开工600万套以上,其中棚户区改造370万套以上。
多地也推出了棚户区改造时间表。甘肃省住建厅副厅长郭明卿18日表示,明年计划实施棚户区改造8.54万户;山东省日前出台文件称,2014~2017年,全省改造棚户区79.79万户,基本完成集中成片、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事实上,引导棚户区改造一直是新一届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不久前的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要求,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
12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两部门发布《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这是对7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的细化,也标志着棚户区改造与加大公租房与廉租房的保障性住房问题提到了同等的高度。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到2020年解决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表明,中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市场的突破点将是城中村的农村建设性经营用地,为此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可以在这点上多动脑筋,但维护农民利益,实现农民、集体和政府间的利益合理分配将是政策落地的关键。
转变观念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1年,我国拥有城市市辖区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14个,城镇区人口超过5万的建制镇772个。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增至52.6%;城镇总人口由4.6亿增至7.1亿,年均增长近2080万人,按现在的增长速度来看,2030年城镇总人口数将达到近10亿。这些数据都直观展现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严峻现状:发展迅猛,城镇人口增加迅速,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每年有近2100万人口迁移进城,而这些迁移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人口中有约2.3亿农业户籍人口,还有73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享受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居民有较大差距。他们如果没有享受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就会形成长期的两地就业和居住的行为,把大量的消费行为转到农村,内需也带动不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增长的矛盾。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数量型扩张亟待转变。
环境问题,仅从技术层面来研究,解决不了环境保护的长期发展需要。研究环境问题,必须研究制度问题。制度问题决定政府公共支出决策的方向和重点。我们的体制是一届政府一届官员,一届决策和一届投资。短期行为决定政府投资行为的表面化,一定要建所谓的地上工程,盲目模仿一些大城市的典型。我们深层次的、看不见的这些更关系到长远民生的环保工程,就很难得到重视。这些问题只有从制度改革上才能根本解决。
新型城镇化慎误歧途
“新城”变“鬼城”,地产泡沫向中小城市转移;城镇建设沦为“圈地运动”,地方与开发商联手囤地;地方政府负债率逐年增长,借新债还旧债……当前,在热火朝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少数地方正滑向歧途,其背后的风险悄然滋长。
歧途一:举债造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不少地方热衷于拉大城市框架,从省会城市到小县城都在制定和实施规模可观的城市新区建设计划,但资金短缺和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地政府。
歧途二:畸形地产,烂尾工程泡沫丛生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日趋严格,部分房企正加速向中小城市转移,造成个别城市建设投资巨大,产业空心,市场需求不足,房地产泡沫有扩大蔓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