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对涉及产能过剩项目审批权是否下放的问题，李克强总理说，一些政府部门发生的腐败案件、窝案，基本都与审批有关，画个圈就给钱，几乎成了“潜规则”；“我们产能过剩的几个行业，哪个不是审批出来的？”李克强总理说，“我不是一概否认审批制度，但一些纯商业、纯经济的事项还拿来审批，很容易造成寻租、腐败！”（10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实际上，在某一个经济体内，产能过剩有周期性过剩或者绝对过剩的区别；在全球经济的视角，也有区域过剩与总体过剩之分。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机制下，适度的产能过剩反而更能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或者带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品质的提升，或者带来一国企业成为跨国企业。市场经济强调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来实现优胜劣汰，政府的调控主要体现在用标准来引导企业；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不仅限制了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也激化了地方政府和中央的矛盾，带来以“跑部钱进”为代表的腐败。所以，下放或取消行政审批权，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转变职能的应有之义。

  审批为何不能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除了伴随的寻租、腐败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政府科学决策能力的考验。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实质上让政府也始终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即使经过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也难以在正确的时候作出正确的预判，真正的严厉调控往往出现在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事实的时候；或者极可能出现对关联性产业或者前景的集体性误判，从而错失市场机遇，或者造成人为短缺。表面上，强势政府很容易给人们造成“正确判断”的大概率印象；实际上，复杂性决定了政府的正确判断往往是小概率事件。

  那么，下放或取消行政审批权，即使政府不寻租、不腐败，是不是就能带来产能过剩问题的迎刃而解呢？恐怕也未必。在产能过剩已经很严重、中央明确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情况下，为何还有那么多企业要顶风扩大产能呢？难道这些企业不知其中巨大的风险？其实，这些企业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低价优惠供应的土地，在官员们承诺的各种资源、电价优惠、税收和财政补贴等种种优惠，扩大产能的亏损完全可以得到弥补，即使成了被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的对象，也可凭借其庞大的“固定资产”稳赚一把。

  企业如此明显的逻辑，难道政府官员看不懂？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避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产业政策，牺牲民利、牺牲环境而与企业共谋？显然不是。根源就在于“数字出政绩、政绩升官”的政治逻辑。无论企业赚与赔，扩大产能带来的就是经济规模增长、GDP的亮眼数字，就是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就是就业问题的解决，就是形象、面子和政绩。至于后面的“烂摊子”，反正自己已经获利或者升官，可以高高挂起、留给后任了。

  所以，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除了经济周期的表面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体制性问题。要解决“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放或取消行政审批权，政府将职能转变到制定标准、当好“裁判员”上面，是理应当然的。同时，也必须改变“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和晋升激励机制。但是，改变“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和晋升激励机制，也是一件说易行难的事情，没有了GDP这个发动机，不仅显性问题解决不了，而且许多潜在的、隐性的问题也都会爆发。

  根本的措施，必须回到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的打造“有为政府”上。企业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法治。剜割行政审批权的同时，还必须将地方政府低价优惠供应土地、承诺资源、税收和财政补贴等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环保硬起来，让法治彰显出来，政府只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这样才能真正釜底抽薪，才能真正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避免与企业共谋的可能，从而倒逼企业自觉按照市场规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