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财经作家，私募人士。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曾为多家职业机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被誉为“难得的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

  已出版有《财务总监》《投资总监》《操盘》《操纵》《颠覆：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等多部财经著作。

  ■ 周倩

  复制“日本经验”

  中国的产业崛起其实是在复制“日本经验”，先做好徒弟，学成以后再去和师傅抢饭碗。

  中国为什么需要引进外资？并不是特别需要钱，而是需要外资背后带动的设备、带动的技术、带动的商业理念。中国追求整体和系统的技术进步，就得谦卑地进行学习，学习日本，学习美国。

  那么，外资真能助力中国的产业崛起吗？

  不妨看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穷人住在一起，他们都蓬头垢面，衣服没洗，鞋子又脏又破。三个人都想改善，但都坐在那里束手无策。有一天，甲的一个亲戚来了，借给甲2元钱，甲拿了钱很高兴，就拿着1元钱对乙说：“我给你1元钱，你把我的头理好，洗干净。”接着，将另1元钱给丙，说：“你把我的衣服洗干净。”这样，乙和丙就有事情做了，两人将甲的衣服、头发都洗干净，于是他们各自得到了1元钱。这时，乙突然觉得自己太邋遢了，就对丙说：“你也把我的衣服洗洗，我把这1元钱给你。”事后，丙也跟乙商量：“你也帮我洗头，我也给你1元钱。”这个钱就又交换了一次。后来，甲看到自己没钱了，就对乙和丙说：“你们各付我1元钱，我帮你们洗鞋。”到第二天，甲的亲戚过来，甲将2元钱还给了这位亲戚。这位亲戚看到眼前三个人都光鲜亮丽了。

  外资进入中国，触发劳动力全面释放。外资企业能创造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一部分人的收入提高，这对拉动消费、繁荣市场很有好处。

  一个外资企业被引进中国，相关协作企业也随之过来投资。比如外国汽车厂商到中国建立工厂，变速箱企业、电子装备企业自不用说，就连座椅生产企业、弹簧制造企业以及模具企业也会跟着一起进来，不是跟风，而是不得不跟着进来。

  市场就像一个球撞击另外一个球，境外资本起了相当大的“撞击效应”，与本土企业一起把经济“撞”活了。

  我们把外资企业引进来的同时，知识流量也源源不断进来了，多个来源地的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我们不仅有学习，还有集成，集成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产业应用，比如高铁，比如智能电网。

  中国的产业崛起，迫切需要源源不断的知识增量，技术方面的、商业方面的、规则方面的，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工业强国相比，还有知识总量的落差，所以知识从外部流进来了，便能创造可观的经济增长。

  同期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因为日本的知识积累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了，落差已经消灭了。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增量来自何处。一定要靠原创。

  日本不像美国，美国搞一个新产品出来，日本则是应用性的创新，着眼于这个产品周围的技术服务。日本很少能想出新东西，缺乏原创。这个茶杯做出来以后，到了日本，日本人一定做得比你好。细节化的完善以及产品的精致，有两个国家全球是没得比的，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

  从技术输血到产业反击

  当今中国在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准，仍比日本落后10年左右，但已经从多年前的“望尘莫及”，跨越到现在的“望其项背”。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工业能力和管理落后世界50年以上，当时香港记者描述的最典型的厂里情况是：三个工人抹墙壁，一个抹，一个举灰，一个指挥。

  日本记者当时参观武汉最好的钢厂，发现钢厂有水压机的铭牌上显示是1898年日本产品，连忙问厂长是否错误，厂长回答：“没错，因为质量好还在用。”

  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酒店，建立之初，在内地找不到一个配件企业，连浴缸木塞子都要从香港进货。

  中国人发展汽车工业，德国人来参观了一汽、二汽，回去报告里写：上海使用的设备是希特勒时期的。

  套用一个改革者的话：“回头看来，那是一个近乎绝望，看不到希望的年代。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差距是如此巨大，道路如此艰辛，我真怀疑还有没有追赶的勇气。”

  那么，中国如何绝地反击？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技术投资。

  此后20多年里，日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积极的参与者，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此外，日本也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智来源国”，1978年至2002年间，日方派往中国的技术专家超过12000人。

  中国制造业企业利用日本技术，生产的纽扣、衬衫、打火机、皮鞋、冰箱、空调、汽车，打上“madeinChina”标签，走向全球市场，赚取跨国企业产业链上的“最后1元钱”。

  尤其是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而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10年磨炼，基本上完成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中国企业开始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对日资品牌展开全面反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夺取了领导性份额。

  “中国制造”的大反攻，一直延伸到海外市场。

  1978年中国一国的GDP总量，不及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当中任何一家财团一年的工业产值，而30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韩国贸易协会在《2005年世界出口占有率第一产品及变动原因调查》报告书中称：中国有958个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德国（815个）、美国（678个）、意大利（304个）和日本（280个）。

  英国《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与当年的“日本奇迹”一样，中国的经济崛起由美国制造。

  那么，美国因素、日本因素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国发展的？

  5、世界博弈下的中日大变局

  大国博弈不能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正因如此，二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包括日本衰退与中国崛起，其实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

  美国出手了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崛起”“全球出击”，对美国形成强大的竞争威胁。

  1989年，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认为：日本拥有美苏无法制造的用于现代武器核心的电子芯片，如果日本卖给苏联而不是美国，就会打破美苏军事平衡，美国就将失去对苏联的优势。而随着日美经济的大逆转，日本民间普遍认为日本不应再对美国唯唯诺诺，而应对美军驻扎日本收费，对美国说“不”。

  同年，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辞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美国暗中筹划对策，抑制日本的上升势头。

  削弱日本的产业实力，必先打击日本的工业精神。战争无法摧毁大和民族的工业精神，那就动用金融武器。

  1949年至1971年间，日本一直维持着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能有那么大的竞争优势，受惠于这个低值汇率很大。

  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金本位”后，1972年至1990年的19年间，日元进入升值周期：日元从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1985年日本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后，日元急速升值，1985年至1987年，120日元即可兑换1美元，日元两年升值两倍多。

  日元快速升值，日元资产越来越值钱，吸引外资大量且持续地进入日本，股票、房地产价格急速暴涨。

  钱永远是在逐利奔跑，资金越多、成交越活跃的地方，越有投资机会。资金创造机会，反之，机会又吸引新资金进场。1985年至1990年间，涌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多，股市、楼市“泡沫”越吹越大，普通民众、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纷纷卷入其中。1987年年底，日本股票市值已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一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房地产市场更是狂飙突进，1990年高峰期时，日本人甚至扬言，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日本在80年代，购买了30%的世界顶级艺术品和世界两大拍卖行佳士得与索斯比的一半名画，而且都是天价，比如毕加索的《德·拉玛尔的肖像》1.8亿日元、《红磨坊》7810万美元，凡·高的《向日葵》54亿日元。国际拍卖界甚至出现“日本价格”这一专门术语。

  世界上三种职业很难改行，赌徒、资本运作家还有妓女，他们赚钱快，不可能安心做赚钱慢的实体生意。

  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显而易见的“快钱效应”，使日本企业逐渐丧失工业精神。大量日本企业将注意力从实业领域转移到资本运作上。

  日本企业传统的观念是：专注于技术创新，埋头做好产品，利润是自然而然的回报。

  资本运作的“快钱效应”使日本企业的观念转变为：如果企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在股市疯涨、房地产疯涨的情况下，推动企业上市、囤地炒房赚快钱，远强过做实业，赚钱又慢又辛苦。

  工业精神的丧失，严重削弱了日本在产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日本国力上升受阻，重新沦为欧美列强的尾随者。

  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硅谷”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多是日本公司，世界10大微型芯片公司6家是日本公司，世界10大电子公司5家是日本公司。1989年，日本6大半导体巨头在世界市场攫取了52%的份额时，美国只占有35%的份额，欧洲仅占据12%的份额。那个时期，日本科技竞争力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日本除了航天技术和化学工业，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都与美国不相上下，有些领域诸如光导纤维、智能机器人、生化材料等，还超过美国。

  1990年，当日本在世界半导体产业占据了57%的产值时，美国IT企业严重亏损，硅谷陷入一片混乱。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半导体芯片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差点被日立制作所收购。

  到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大量银行、证券公司、工业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很多高科技企业也未能幸免于难。此时，由美国政府推动的IT产业革命席卷全球，韩国、中国台湾随之崛起，日本一些高科技企业却因“企业资源被金融资产套牢”，错失机遇，不断走向衰落。

  在互联网技术革命时代，中国的技术根基远不及日本，也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IT公司，像华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日本却没有类似公司，比如在搜索引擎领域，日本市场被雅虎控制，在电子商务领域，日本市场被亚马逊、eBay控制。

  “中国制造”艰难崛起

  日本“第二次战败”，始于日元在美国压力下的急速升值。日元两年升值100%，等于国际市场上的日本货两年涨价一倍，市场根本适应不过来，而后日本货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

  可是，1994年的人民币大贬值（一次性从1美元兑换5.7元人民币，贬值到1兑8.7），并未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次严重逆差出现在1993年，12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引发人民币大幅贬值，一次性实际贬值50%以上。当年，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率超过140%，要知道，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平均债务水平也没这么高。

  美国除了默许人民币大幅贬值，也大方地向中国开放市场，1994年当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即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连年攀升。

  为何美国突然这么“照顾”中国？其中原由不得而知，但结果有目共睹。

  美国超市中的生活用品以前多是“日本制造”，1994年之后，迅速被“中国制造”取代。日本制造业企业大量迁往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的人工成本只有日本的1/10或者1/20，在中国廉价制造出来的产品，再出口欧美甚至返销日本。

  更重要的是，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普遍资不抵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指出：“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方式正发生变化，由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变成追求债务最小化，企业会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还债，而不会用于再投资，更不用说向银行借钱来投资了。家庭也会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还债，同时减少消费，而信贷消费则几乎绝迹。”

  日本企业在债务压力下急于开拓中国市场，有着“技术换市场”的冲动，这与中国企业“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十分对路。

  时至今日，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在科技研发上仍与世界水平存在不小差距，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企业改革怎么彻底，公司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突破技术积累的巨大瓶颈。借助外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2010年以前，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比如本土企业所得税税率最高为33%，而外资企业仅为15%；直到2010年12月1日，才正式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附加费。

  市场换技术，即使换不来最先进的技术工艺，但换回来了巨大的知识流量。外资过来设立工厂，他们做生意的游戏规则和技巧诀窍，我们不就学会了吗？如果仅仅买产品回来仿造，中国本身就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知识增量。企业不光能创造GDP，贡献就业机会，企业本身也是一个知识的系统载体。怎么设计生产线、怎么管理，以及一些不能以文本传达的细节知识，企业都带进来传播了。

  “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快速增长，中国货开始在世界各地“泛滥”，服装、廉价的家电以及便宜的玩具等等，其他国家根本没法与中国竞争。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普遍觉察到“一年不用中国产品，真的是一个奇迹”。

  尤其是日本人，看到生活用品中充满了“中国制造”的东西，担心日本制造业很快会输给中国。这完全是多虑了，因为普通日本人并不了解制造业的一些细节。

  21世纪初期，在中国制造业产值加速增长的那个阶段，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引进技术，因为99%的中国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建一座三峡大坝。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当时的说法是：日本技术＋中国劳力＝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不要指望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日本技术就会廉价地流入中国。日本制造商即使把技术带到中国，也不愿和中国人深入技术共享。考察一下在华日资企业的人事组织构成就能看出：最高负责人多为日本人，负责技术方面的副职或“车间主任”等职位也多由日本人出任。因此，从日本流出的技术，即使不是独立运转，也最大限度运转于当地日本人形成的网络之中。

  2006年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2/3依赖进口，而进口日本设备的比重最高。

  中国的高端制造业，若不采用日本的关键材料和核心零部件，比如航空玻璃、芯片、光电产品等等，竞争力会大大下降。

  中国钢铁产能在1996年就冲到世界第一，从2004年开始，中国钢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就日趋严重。可是，中国每年仍需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用于高档汽车、高档家电、风电、核电等领域。日本钢铁业除了产品高端，且向来以节省能源著称，日本钢厂炼钢过程中产生的热能全部用于发电，钢厂不仅不用买电，反而向电厂卖电。

  中国投入巨资兴建的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广东福建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等一系列重大能源项目，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财团企业控制着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供应，大型LNG船的技术掌握在石川岛播磨重工、商船三井手里。LNG船是在-162℃的低温下运输液化气的专用船舶——海上超级冷冻车，是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直到2008年，中国船舶工业才总算攻克LNG船的制造技术。

  中国高铁建设最先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辆列车所需要的设备和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在日本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改进和“重新发明”，才研发出中国自主的高铁技术，但是一些高技术零部件仍会采用日本产品。

  2007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从美国西屋电气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而日本东芝拥有西屋电气70%以上股权，占据全球30%的核电市场份额。很长时间，中国的核电大型设备制造，甚至在核心锻件领域，都要依赖日本技术。日本企业不会什么都卖给你，尤其是反应堆压力容器核岛锻件，这是重中之重的产品。直到2013年前后，这一局面才有所缓解，中国核电工业的核岛主设备大锻件研制，获得重大突破。

  1982年至2009年间，日本机床一直保持着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地位，2010年，中国机床产值开始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可是，国内中高档数控系统和功能部件90%依赖进口，其中从日本进口最多，占到1/3。数控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中国制造”现今在很多领域达到世界水准，但“工业母机”的制造水平，短期内很难与世界比肩。

  在材料工业中，日本也具备技术上的垄断优势。中国稀土储量是世界第一，但稀土在中国人手里就是土，因为中国缺少技术把它变成材料。这些材料技术都是用几十年的积累研究出来的，各种实验做出来的，哪会拍拍脑袋一下子就能想出来？这些材料能做到纳米级，搁在手机芯片里面。这些都需要专门的机床设备，这些东西美国也没有，但德国和日本有。他们控制着这些东西，从材料到机床。

  日本财团企业还把持着上游的能源矿产，从澳洲铁矿到非洲石油，从蒙古铜矿到俄罗斯天然气，都被日本财团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