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起，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办法”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违反者最高可处3万元罚款。取消“最低消费”第一天，记者在沈阳、重庆等地进行了走访调查。结果显示，多地餐饮业最低消费现象仍存在，收费只是“换汤不换药”。（11月2日《人民日报》）

  禁令“落花有意”，市场“流水无情”——这就是餐饮最低消费叫而难停的现实。

  比照新规，餐饮单位任何设置最低消费的行为，都涉嫌违规，都处罚有据。按理说，制度设计替消费权益撑腰，也是冰心一片。不过，民众似乎未必领情。

  今年9月，上海媒体总结最低消费禁令的“半年报”，结果发现：申城七成受访饭店仍在设包房最低消费。不久前，中消协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餐饮服务投诉同比增长高达67.5%，引起纠纷较多的仍然是开瓶费、最低消费等老问题。其实，在我们身边的餐饮单位，但凡上点规模与档次，都会有自家的“价格底线”。

  有个道理是显然的，既然最低消费比比皆是，如果民众当真觉得这是莫大的侵权与屈辱，这个月起，应该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各地市民风起云涌投诉举报餐饮单位各种违规行为；二是地方职能监管部门马不停蹄查处餐饮经营在最低消费上的“顽固不化”。现实呢？除了媒体关注新规的执行力，好像江湖还是那个江湖，更多餐饮经营者，连“换汤”的想法都没有。

  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能设置最低消费的，显然不是夜市排档，也不是小饭店、小面馆，而餐饮市场基本算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在这个领域，消费者不存在不能用脚投票的权力与自由。那么，如果店家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强买强卖，大厅与包厢差别定价，怎么就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等权益呢？这就像飞机上的头等舱与经济舱，定位不同、服务不同、硬件不同，价格自然不能同日而语。如果包厢最低消费算“霸王条款”，要罚款，是不是意味着经济舱的乘客也该享受头等舱的服务？

  再说，商家也不是傻子，新规要是敢于较真，无非两个后果：一是逼迫餐厅拆了包间，消费者享受不到差异化的餐饮服务，大家都挤在大堂就餐好了；二是学习移动通信运营商，一律“套餐价”，实在不行还可以增设“服务费”、或者设置进包厢消费的“最低人数”。弄到最后，消费者得了什么好处？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有游客到五台山景区就餐发现，明清街一家较大酒店的“台蘑炖山鸡”售价400多元。地方职能部门称，除非价格高得离谱，否则物价局不会干预。“明码标价，嫌贵就不要点，但不准强买、宰客。”在非充分竞争领域，价格监管如此“心宽”，在自由竞争领域，倒对“最低消费”指手画脚，制度逻辑与消费伦理恐怕有点懵了。

  如果在包厢里自由自在吃碗阳春面就是消费权益的彰显，那么，市场对经营者权益保护从何体现？一个让市场做决定的年代，公权还是慎于向微观价格伸手吧，何况，这还是一个普通而正常的餐饮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