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烟王”、“罪犯”，如今的“橙王”，褚时健之所以被称为“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是因为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他既具有典型的历史代表意义，更具有面向未来的励志意义。那么，问题来了，“风物长宜放眼量”，重要的，不应该是褚时健影响了企业家什么，而应该是企业家究竟该被褚时健影响什么。

  将企业家视为一个特殊群体，大概起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所以企业家在本质上不是一种职位或头衔，其实质是一种精神，即企业家精神。

  或许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太需要企业家了，所以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也被人为添加了太多内容，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服务等理念也堂而皇之地被赋予了企业家精神的含义。殊不知，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些都只不过是应该被每一个人“视为天职的新教伦理精神”而已。

  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新教伦理精神，就如《乔布斯与官员只见过两次面》一文曾总结的一样，在循规蹈矩的人们看来，企业家就是“一群不走正道的怪人”。所以，企业家精神在西方就很简单，化妆品帝国Lush的联席创始人马克康斯坦泰恩将其概括为，“是一个患有特殊病症的群体”，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不能不去享受到创办新企业或者创新企业发展那种直上云霄的快感。

  在西方，要称褚时健为“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不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杰克·韦尔奇的最高殊荣也只是“管理大师”，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斯蒂夫·乔布斯这些人，更多的也只是被称为“发明家”、“技术狂人”、“有影响力的商人”，或者“风云人物”，很少被称为“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他们已经司空见惯。

  既然我们称褚时健为“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对企业家来说，首先就应该思考褚时健是以什么标准被称为企业家的，自己究竟算不算得上企业家。显然，不应该是曾经“烟王”和如今“橙王”的成就，因为成功不是企业家的标准；而应该是已年过半百接手玉溪卷烟厂的二次创业，是75岁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再创业，是今年已经87岁高龄仍没有“退休”的打算，因为企业家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病态”。

  由于缺少中国版的“新教伦理精神”，所以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物，书生创业不仅没有成为常态，成功就更难了。所以，一方面，“企业家”这一称呼被塑造成了高大上的荣誉；另一方面，就是宗庆后、马云、柳传志等在不同场合说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如果不擅长与政府打交道，几乎注定失败。

  于此，企业家被褚时健影响，也就有了特殊的中国语境，因为褚时健有一段“罪犯”的经历。王石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不行贿是我做事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冯仑将这种影响概括为只“精神恋爱”不“上床”。其实，《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早就告诫了西方企业家：“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褚时健，更多的人可能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饱经风霜的他，该被他影响什么，也注定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已经是一个企业家了，褚时健其实只不过就是一个身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而已，需要被影响的真的并不多。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其实，褚时健的坎坷人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需要面对和经历的。褚时健被称为“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只是彰显了我国目前真正企业家的稀缺而已，只是表达着对他身上“中国特色”的无奈而已。“褚时健们”应该在平常心下“相忘于江湖”，但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