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论坛》的编辑邀请我撰文参加一个讨论，要对被他们列为十大“社会病症”的“习惯性怀疑”做个评析。编辑给“习惯性怀疑”所下的定义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安全危机，生存危机，健康危机等等，对社会产生恐惧，食品不安全，骗子太多，医生不可信等等，因而，面对一切，首先就是怀疑，因而成了习惯，怀疑所有人，所有事，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缺乏安全感。”显而易见，这个定义对一些当代中国社会常见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但并没有通过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习惯性怀疑”的本质。

  以“怀疑”作为讨论的对象，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们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历时性地分成了“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认知科学”学派、“人本主义”学派，等等。在哲学家那里，相关的争辩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那时就有“学园怀疑主义”和“皮浪怀疑主义”等不同学派；而到了现代，则有怀疑主义和可靠主义等流派林立。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些关于“怀疑”的学术问题。根据要求，是要有针对性地剖析作为“社会病症”的“习惯性怀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不良习惯”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根源，只是肤浅地故作痛心疾首状写篇“大批判文章”，实则会令我们自己也陷入了“怀疑论”。“习惯性怀疑”是一种“社会病症”。本质上可能是“习惯性”地讨厌“被怀疑”，亦即讨厌自己不被信任而已。

  就常识而言，我们对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这个星球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我们的经验。所谓经验，顾名思义，大概可以解释为以往的经历和体验，这可以被命名为直接性认知。直接性认知，靠的是我们的感官，靠我们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即靠耳闻、目睹、鼻嗅、口尝、加上皮肤的感触，由此得到的形形色色的信息进入大脑进行综合加工，从而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经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认知渠道是间接性的，就是通过种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媒体，从最原始的言传身教，到最现代的通讯技术。汲取别人的经验。然后，通过大脑的加工，变成自己的经验。

  当我们通过直接的渠道和间接的渠道获得经验之后，我们会将其进一步加工，使其产生一种定型化效应，即形成刻板印象。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经验，类型化地来辨识我们此后所遇到的万事万物，这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去认识大千世界。

  一般来说，刻板印象是一种稳定不变的认知途径和思维方式。但是，当我们所遇到的事物与我们以往的印象对不上号时，就会产生疑问，继而就会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类似这样的质疑可能有三个方向：

  其一，反思我们的感觉是否出现了问题；

  其二，反思我们以往的经验是否出现了问题；

  第三，没有确定方向的发散性检讨。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疑问就会消除。

  如果我们一时半会找不到答案，疑问就成为悬疑。这样的话，以后再遇到相同情况时，由于即时的感觉或以往的经验似乎不再可靠，怀疑就产生了。

  有一些民间传说给我们描述了怀疑或被怀疑的过程，譬如众所周知的“狼来了”的故事。放羊的小孩闲来无事，想“逗你玩”，于是便大喊“狼来了”。村里父老乡亲听到呼救声，忙抄家伙前来救援。但到了地头，却不见狼的踪影。看着大人的惶急状，小孩哈哈大笑，乐得不可开交。这样的“逗你玩”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一天真的狼来了，小孩喊破了嗓子也无人前来，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这个故事说的实际上就是个怀疑和被怀疑的过程。在大人的经验中，狼是要吃羊甚至要吃人的，所以每逢小孩叫喊“狼来了”，便急忙赶来救援。小孩也从大人那里间接地习得了同样的经验，于是他便不知深浅地利用这样的间接经验来给自己解闷。但是，大人在再三扑空之后，感觉被耍弄，于是形成了新的刻板印象，小孩在说谎，于是他就不再被信任。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头来，大人的经验从真假难分直到真假不分，被怀疑的小孩和他的羊群就成了灰太郎的盘中餐了。

  中国人认为，人心“本善”且性情“相近”，是后天习得的差异使人的性情逐渐“相远”，故有“苟不教，性乃迁”的说法。所以，当我们发现在一个社会中“怀疑”已经成为“病态”的“习惯”时，恐怕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为什么会“被怀疑”乃至“不被信任”。

  以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几乎成为“死结”的社会问题，即医患关系为例，来作进一步的分析。医患关系，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本应是建立在人文关怀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医改过程中，过度的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社会的医患关系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若要反思，政府部门、医护人员、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先说社会公众，现在相当多的人都对医疗服务表示不信任，认为医院和医护人员就是为了赚钱。于是便引申出一种新的刻板印象，不肯出钱或出不起钱，就得不到好的医疗服务。于是，开大药方、过度检查、收受红包也都成了这种负面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麻烦的是，这种经验还得到了民间习俗的支持。中国古代有不少神医的传说，其本领大到就是死人也能给医活了。这些传说给一部分人一种信念，只要肯花钱，找到好医院、找到好大夫、找到好药，什么病都不在话下。但是，事实上，迄今为止，医学仍然是一门“经验科学”。

  无论西医中医，其实对任何病人、任何病种的治疗均无百分之百的把握。何况医疗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医患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能否治好病，并不完全在医生的努力，还要看病人的生理、心理的素质以及病人和家属是否配合。所以，即使是古代神医，也是为自己设置了一道最后屏障的：我治得了病，但治不了命；病人死了，叫做命当该绝，于是一了百了。但是，现在无神论了，不相信命运了，这道最后的屏障便荡然无存，这便使由怀疑和不信任导致的医疗过程中的社会风险陡然增大。

  再说医院和医生，当他们的收入大多来自于医疗服务的“创收”时，经济效益必然是首要的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营利”只是一句空话。因为把医疗服务的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封闭系统，医改只在这个系统内做文章，这必然导致“压下葫芦浮起瓢”的结果。加上社会公众的一系列认识误区，再加上有“专业”的“医闹”的掺乎，医患关系的社会张力是愈演愈烈。今天是病人亲属冲击医院，殴打医护人员；明天是医护人员静坐抗议，呼吁严惩凶手。当医院和医生不再被信任时，他们的自我保护也走向了极端。在与医患关系相关的方面，处处严防死守。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病人及家属放在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诸如此类的社会关系，相互间越是不信任，充满了猜疑，就越难处理。

  再说新闻媒体，毫无疑问，在揭开“医改不成功”的盖子方面，新闻媒体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但这使一部分新闻记者和编辑产生了一个刻板印象，医疗领域是一个“新闻富矿”。更有甚者，在“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心态下，某些记者不惜成为“医院狗仔队”。他们的无端猜疑甚至是编造假新闻，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这样的恶果不但戮害了无辜的医院和医生，最终还会使新闻媒体本身也不被信任，成为政府部门、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怀疑的对象。

  所有这一切，可能最后都要聚焦到政府有关部门身上。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部门不能不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负最后的责任。首先是对医疗服务投入太少，造成医院和医生必须靠创收来维持运营。但这个经济上的口子一开，管理上必然难以约束。其次，医疗卫生的管理部门就把自己定位于全国医院的总院长，屁股指挥脑袋。看似处处为医院、医生着想，其实处处事与愿违。再次，把科学管理绝对化，幻想用所谓的大数据和绩效考核就能把医疗卫生事业管好，其实是懒政思维。可以说，如果光从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出发想问题，出政策，而把人文关怀，包括对病人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置诸脑后，结果必然是越搞越糟，必然造成“政府—医院—公众—媒体”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普遍的怀疑，进而进入一个恶性的死循环。

  从以上对医患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充斥社会的不信任和普遍的怀疑从何而来。因此，政府部门、医疗服务、新闻媒体、社会公众都必须走出这种“纯经济”、“纯管理”、“纯技术”的迷思，回到医疗卫生的本质人文关怀上来，其实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医患关系如此，前文中编辑提出的“诚信危机，安全危机，生存危机，健康危机等等，对社会产生恐惧，食品不安全，骗子太多，医生不可信等等”，何偿不是如此。

  最后，要回答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习惯性怀疑”是社会病态吗？答曰：又是又不是。这令我联想到一则寓言：有个农夫把斧子丢了，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于是便抵近侦察，发现他的一言一行简直都与偷斧子相关。但是，后来农夫的斧子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了，这时再看那个邻居，哪儿哪儿都不像偷斧子的了。

  编辑所定义的“习惯性怀疑”，是否可以用这个故事来诠释。但是麻烦的是，在当代社会里，如果这种抵近侦察参杂进了“利益”，事情就麻烦了。看人像偷斧子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即使斧子找到了也不肯抹去，反倒将这种怀疑重新固化为经验。我们的政府、单位、媒体、公众，是否有这样的病态心理呢？恐怕是有的，这更使有关怀疑的讨论复杂化。其实怀疑这个东东，哪有哲学家、心理学家讨论的那么纯粹。有时看到一些很商业化的“班”，专家们在教政府官员如何公关，如何应付媒体，总觉得有点好笑。用不信任应对不信任，这世界有个好吗？